家训：
第一条 完粮土以省催科：夫朝廷惟正之供已有善章，阖邑修堤之规亦属美举。凡我同姓，国课早完，不作欠粮之刁户；堤费时出，无若抗土之顽民。倘有拖欠官债，迟延土费，签票临门，差役需索，多方诛求，后出之费较前应出之数而倍，勿谓言之不早也。
出处：
《安康优秀传统家训注译》·岚皋杜氏阖族公议齐家条规十则。
译文：
朝廷的赋税已经有完善的制度规定，整个乡邑共同修建堤坝的规矩也属于好的举措。我们所有同姓族人应该提早完成国家的赋税，不做拖欠公粮的无赖人户，按时交纳修建堤坝的费用，不学抗拒堤费的愚妄之人。假如有人拖欠官债，延迟缴纳堤费，必然导致差役拿着征收票证上门索要，用各种方法强行征收，延迟推后缴纳税费比提前应该缴纳的税费在数量上还会成倍增加，不要说没有提前告诫。
品读：
在中国，传统家训是以家庭宗法制为基础的传统性文化系统。不同的家族，制定家训的指导思想可能不同，它的结构体系也可能各异。1868年，移居大巴山深处的杜氏家族，他们编撰的《岚皋杜氏阖族公议齐家条规十则》，即杜氏家训，一改其他一些家训常常停留于立足如何促进自身家族兴旺发达作为首要任务要求的“小我”思维，而是把“完粮土以省催科”作为划定家族繁衍的“底线”，积极倡导家族利益首先要服从国家利益，全力号召子孙民众遵纪守法，全面树立为国为民的羞耻意识，使得杜氏家训成为家训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星星。
浓烈的家国情怀，这是杜氏家训与众多家训文化相比最为闪光的一面
名士辈出、人文厚重，是杜氏家族最显著的文化特点。据史料和杜氏家谱记载，岚皋杜氏家族与杜甫、杜牧同为襄阳京兆堂一脉，其祖上可追溯到西晋名将杜预和晚唐宰相杜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也是清朝在大巴山深处设置砖坪厅（岚皋县前身）治所的这一年，湖北监利杜氏家族一支辗转千里，落户大巴山深处的岚皋，在这里，他们一边开荒种地，一边利用祖传医术为百姓治病。1868年，在大巴山地区爆发白莲教运动产生重要影响、以及太平天国义军深入岚皋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面对当地猖獗地匪患与清朝摇摇欲坠的政权，具有浓重家国情怀传统的岚皋杜氏家族，在曾任过知县知府，一生清廉，关心民瘼，号为“官廉”的杜善墀的倡导下，召集族中德高望重者，修家乘、订家规，建构起将“完粮土以省催科”摆在首位的十条家规系统。纵观这一家规系统，它虽然仅仅是将众多家规常常把孝悌、教育等立足于促进自身家族发展条目放在第一的思维做了一点小小调整，但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岚皋杜氏家训将族人“履责”、“守法”等为了国家勇于担当个人义务放在首要位置的思想，全面体现出他们那种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家族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样无比崇高的家国情怀。也正是这一点，在当今社会私利至上盛行、升官为了发财等个人利益至上的年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凸显的法治思维，这是杜氏家训与其它家训相比最为养眼的笔触
中华民族是最为讲究排序先后的族群，通常用第一、第二、第三等数位序列来显示什么重要、什么次要和什么还要等思想倾向的层次问题，同时还反映着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一种行为要求。岚皋杜氏家族把“完粮土以省催科” 列为第一条，这既是体现了杜氏家族在思想层面把国家利益摆在首要位置，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思想落实到了行动之上。杜氏家训在阐述如何落实第一条的时候，采用老百姓最能接受的操作方式：划定杜家人必须做 “不作欠粮之刁户”和”无若抗土之顽民”这样一做人基本“底线”，指明作为国民一员的杜氏族人的基本标准，这不仅凸显出杜氏家族为国为民那种传统家风的不断传承，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彰显出具有优良传统的岚皋杜氏讲法、用法、重法这样一种法治思维在锻造良好家风中的具体运用。在那样的动乱时期，他们能有这样无比坚定的思想，让岚皋杜氏家训散发出无比耀眼的光辉。
国家利益至上的鲜明羞耻意识，这是杜氏家训与其它家训相比最为独特的一点
苏霍姆林斯基说：“羞耻心是对于可耻事物的一种强有力的抗毒剂，是义务感和责任心的道德情感的支柱。”但是，站在什么样的视角确定羞耻的标准，这直接关系到优良道德风尚培育的基本方向。岚皋杜氏家训在第一条“完粮土以省催科”之中，毅然把“拖欠官债，迟延土费，签票临门，差役需索，多方诛求”等不完成、不配合政府交付的各项任务看作是最为羞耻的事情，大力倡导“国课早完”，指出“后出之费较前应出之数而倍”，并以“勿谓言之不早也”开展警示教育的做法，无不让人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道德指引。特别是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岚皋，作为一个从湖北迁移至此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移民家族杜氏家族，为什么能涌现出象杜善墀这样的清官知县知府，为什么能在清末、民国时期，生活在匪患猖獗的大巴山深处的岚皋，能够培育出大脚才女杜继燕、文化名人杜大寿等一批地方文化名流，并受到当地人们的推崇，这也许正是杜氏家族构建起来的把损害国家利益为耻，支持国家发展为荣这一国家利益摆放在核心位置的羞耻意识的家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