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一些干部精神懈怠的相关论述中，提到了这样一类干部：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这类干部，我们可以称之为“中转站”式的干部。
“中转站”式的干部在现实和历史中都不乏其人，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对上级的安排和指示，传声筒式地照抄照搬；面对矛盾和困难，不是往上推卸，就是往下转发，从不思考、也不研究，更不愿担当作为，生怕承担一点责任。他们是庸政懒政怠政的一类典型。
北宋神宗时期的宰相王珪，可谓历史上最著名的“中转站”式干部。王珪当宰相期间，事事依旨而行，不敢担当不愿作为。下级有奏章，王珪呈送给皇帝，跪请:“取圣旨”；奏章批阅后，面见皇帝，跪接:“领圣旨”；回去后，答复有关部门“已得圣旨”。作为宰相，王珪仅仅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与宰相应有的担当作为可谓天壤之别。世人讥讽他为“三旨宰相”，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是“无所建树”。
像王珪这样“中转站”式的干部，在落实上级的指示和任务时，表面上看是不折不扣、原汁原味，事实上是“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其结果必然是远离实际，脱离群众，掩盖矛盾，危害事业。正如毛主席曾经批评的那样：“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中转站”式的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无所作为，既不愿担当作为，也不会直面矛盾。他们就好比聋子的耳朵——摆设，对推动工作、深化改革、促进发展，起不到任何的积极作用。在单位里、组织内，“中转站”式的干部，只能起副作用、消极作用。
干部就要起到干部的作用，干部就是要“在其位、谋其政”，就是要想方设法解决矛盾和难题，就是要主动担当作为。列宁曾经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干部也同样如此。对“中转站”式的干部，我们决不能置之不理、姑息纵容。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中转站”式的干部，就应当让他们及时“下课”。造成一定后果的，还应从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倒逼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才能助力形成“追赶超越、人人奋进”的良好氛围。
